蒙古国布尔干省呼尼河与汗努伊河交会处，一座风景很美的低矮山丘上有一个大型石造遗址——西沃图-乌兰遗址，非常神秘，其名不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球速体育·（中国）官方网站QIUSU SPORTS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副教授徐弛经过深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却在近期有了新发现，“这座遗址等级很高，或为默啜可汗的陵墓，更为神奇的是，它的营造多处有乾陵的影子。”
神秘遗址推断是默啜可汗陵墓
这处遗址长107米，宽45米，设有马面和角楼。
西沃图-乌兰遗址航拍全貌
“从现存唐式石人、石兽等文物来看，可以确定这是一座后突厥汗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从石兽上的徽记，可进一步缩短时间范围，很可能为默啜可汗时代的遗迹。”徐弛和他的团队于2019年8月、2023年8月、2024年8月三度考查了这个遗址。
据介绍，默啜是后突厥汗国第二位可汗（691年—716年在位），阿史那氏，称号是默啜，又作默咄、墨啜、斩啜。
徐弛指出，这座陵墓的主人有可能正是默啜可汗。一个依据是石人，目前发现了至少10个石人，是目前已知后突厥汗国时代遗址中发现石人数量最多的。十个石人头部均失，大部分双手抱于胸前，有的持杯，有的手持长柄状物，腰间佩剑，挂有荷包。此外，还发现了两个石像的头部，戴冠，束发。漠北草原石人多见于后突厥汗国的贵族墓地，大致分为两种，即墓主人像与奴仆形象。后突厥汗国贵族墓地的石人与一般的突厥石人相比，雕刻更为精细，明显受到了唐代石刻的影响。遗址中石人的基本特征，符合后突厥汗国贵族墓地中石人的两种形象，既有墓主人像，也有奴仆形象。
第二个依据是徽记。目前可见七只石兽，呈蹲坐状，形态各异，有的类似狮子，有的头部与狼头近似。在其他后突厥汗国陵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石兽。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两个石兽的后腿上，刻着两个代表突厥阿史那氏的徽记。徐弛告诉记者，“徽记是游牧部落区分各家牲畜的记号，在该遗址已发现的多个带有阿史那不同分支徽记的石兽，应该与唐朝时期后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颉跌利施可汗陵一样，表明遗址的主人应为可汗级别的人物。”
第三个依据是石羊，这是后突厥汗国陵墓常见的墓上设施，形态大多与唐代贵族墓前的石羊类似。据了解，漠北其他时代如匈奴、突厥汗国（第一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的贵族墓葬遗存中，不见石羊的身影。因此，石羊也是判断该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无字碑暗示着与乾陵的联系
徐弛正在勘察有徽记的石兽
“漠北地区绝大多数突厥丧葬遗存基本都位于河谷地带，但该遗址‘因山为陵’，与唐代帝陵选址类似。而且遗址发现的各类石像，甚至多于毗伽可汗陵园内的同类文物。遗址中发现的无字碑，也暗示着该遗址与乾陵的联系。”徐弛解释说，这座陵寝体现出仅见于乾陵（唐高宗武则天）、定陵（唐中宗李显）、桥陵（唐睿宗李旦）的唐代帝陵特色。
一是无字碑。西沃图乌兰遗址的无字碑是遗址中发现的最神秘的一件遗物。石碑上没有书写任何文字，只有刻画混乱的各部落徽记。默啜可汗是阿史那氏，但该碑上的回鹘药罗葛部徽记很大，而仅存的突厥阿史那部徽记，与后突厥汗国时期相比有较大变化，且位于边缘。这些变体应当是回纥汗国时期刻画的。也就证明该碑在树立之时是没有文字的。
其次是碑座，其他突厥可汗、贵族陵墓中的汉式碑刻，碑座均为龟趺（碑下的龟形石座），但西沃图-乌兰的碑座为方趺，与乾陵无字碑相同。另外是出现角阙等城址才有的设施。自唐乾陵以后，各后世帝王陵才在陵园内城四角设置“角阙”，反映了封建帝王把陵墓当作生前所居宫城来建造的思想。最后是蕃臣像。西沃图-乌兰遗址出现了类似蕃臣像的石像，双手呈拱手作揖状，同样与乾陵一致。
“有类似唐代陵墓的设施，也有突厥自己的创新。”徐弛指出，一是出现了突厥遗址中罕见的方形石堆建筑，外部呈方形，中心呈多边形，仅见于突厥最高级别的贵族陵园中。二是在可汗陵寝中出现石羊，石羊只会出现在唐朝贵族墓中，而唐朝帝陵中没有，但后突厥汗国高等级墓葬几乎均有石羊。羊在草原地区是最常见的一种家畜，因此突厥仿造唐墓制作石羊，可能与游牧文化有关。三是突厥陵墓坐西朝东，唐朝帝陵坐北朝南。
“更为罕见的是默啜营造陵墓的时间，一般来说，突厥贵族陵墓都为死后再修建，但在山顶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遗址，极有可能是默啜生前就开始营建的。”徐弛特别指出，西沃图-乌兰遗址出现了仅见于乾陵、定陵、桥陵的因素，但乾陵无字碑、蕃臣像等设施最终设立完成时，要等到武则天去世之后的神龙二年（706），乾陵蕃臣像中出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默啜可汗派到长安来的使臣移力贪汗达干和莫贺达干，可见，乾陵与默啜可汗关系更为密切。
唐朝丧葬文化对突厥影响深远
徐弛查看遗址疑似蕃臣像和无字碑
记者了解到，与同为“唐风”的毗伽可汗陵相比，西沃图-乌兰陵墓的级别要更高。
“这体现在六个方面。”徐弛解释说，其一是因山为陵，与唐代皇帝一致，而毗伽可汗在平原建陵，与唐代贵族一致；其二是有四个门及四门石兽，与唐陵类似，毗伽可汗陵仅有一个门，目前发现一个石兽，可能有两个，与唐代贵族类似；其三，无字碑方趺，与乾、定、桥陵一致，毗伽可汗陵及其他后突厥汗国帝陵均为龟趺，与唐代贵族一致；其四，石羊数量更多，等级也远高于毗伽可汗；其五，石人数量超过毗伽可汗陵；其六，对唐陵的模仿更为彻底，不见毗伽可汗陵中出现的突厥陵墓会用到的杀人石列，也就是生前打败的敌人塑造成石像彰显墓主人的英勇。
默啜可汗的“无字碑”
为何有这种异常现象？徐弛推断，可能与默啜可汗自认为实力远高于武周时期的唐朝（武周）有关。自太宗称“天可汗”以来，直至回纥汗国时代，唐朝均有册封漠北草原地区可汗的权力。但唯一的特例，就是默啜可汗统治时期。默啜不承认武氏的天可汗地位，开始自行册封可汗，所以级别更高，规格与帝陵无异。该遗址显示出唐朝丧葬文化对突厥的深远影响，生动体现了漠北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相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见证。
对于该遗址的保护，徐弛建议可向乾陵学习打造成景区，“两国联合考古或两国联合文物保护在蒙古国是很常见的，我很希望当地可以与中国加强合作，早日建起遗址博物馆，能够更好地保护、研究和展示考古遗址，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
文/视频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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