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演变为一场公开的激烈争吵，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的公开冲突，不仅导致原定的美乌联合记者会和矿产协议签署流产，更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欧美同盟的深层裂痕以及俄乌冲突的复杂僵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公开冲突，似乎早有预兆。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私人关系不佳。2019年7月特朗普要求泽连斯基调查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能源公司担任高管一事。这通电话后来被曝光，成为特朗普滥用职权的“把柄”，导致特朗普首次遭受弹劾‌。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前，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公开和民主党“秀恩爱”，让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十分不满。

从表面上看，源于美国和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知差异。美国领导人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应当被视为理性的政治人物，如果同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必然遵守。但是乌克兰领导人则认为，同俄罗斯签署新的协议，无法保证乌克兰未来的安全。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的分歧，进一步上升为情感上的冲突，最终展现为全世界媒体聚焦下的政治事件。

但是从深层次看，美国和乌克兰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源于对当前国际政治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理解的深层次差异。首先，美国新政府主张摆脱国际责任，撇清国际问题对美国国内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主张摒弃国际责任、专注美国自身利益的观点占据主导。特朗普在俄乌危机、巴以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上，缺少兴趣，反对直接介入，耗费美国的战略实力。美国此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长期以“捍卫民主”为名，但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以乌克兰稀土资源换取支持的交易条件，要求乌克兰“还钱”，同时反对在乌克兰驻扎军队，希望彻底结束对乌克兰的支持。

其次，美国要求盟友听从美国的“空头支票”。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不仅要继续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更要盟国付出实际的代价，承担实际的责任。在欧洲，美国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卫费用，达到北大西洋公约所规定的GDP的5%，增强欧洲国家的防卫实力；在中东，美国要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动出资承担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重建责任。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美国都希望在“甩锅”的前提下，要求盟国继续同自己紧密“站队”。

最后，美国从实力对比来评估国际局势。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还是巴以问题，或者是美国同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系，特朗普政府都将“实力对比”作为评判局势走向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认为，乌克兰力量弱于俄罗斯，需要在谈判桌上做出巨大让步。在此背景下，乌克兰的利益被美国作为筹码，换取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停止，也成了必然的结果。

华盛顿的外交风波，不仅是美乌关系的转折点，更折射出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趋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表明，美国不再愿无条件承担“全球警察”角色，转而以成本收益计算介入冲突。

特朗普政府更关注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及美国经济的影响，而欧洲国家普遍坚持“捍卫乌克兰主权”的道德立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批评欧洲的民主制度“缺乏效率”，进一步加剧了双方意识形态上的疏离。在结束美国访问后，泽连斯基马不停蹄飞往欧洲，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获得了欧洲多国的支持。欧洲在美俄沙特会谈被排除后紧急召开巴黎峰会，试图通过增加对乌军援、讨论维和部队派遣等方式填补美国撤出的空白。英国甚至许诺将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并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尽管欧洲国家蓄势待发，但是恐怕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战略需求。欧洲国家财政紧缩政策限制国防开支，想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战略支持，需要相关欧洲国家转变政治和军事结构。在短期内增大军事开支，压缩公共服务开支比例，必然影响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政治风波。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质疑“无限制支持乌克兰”的可持续性，转而倾向于推动和谈，这与特朗普的“交易式和平”形成微妙共鸣。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争吵，本质上是全球权力结构转型的缩影。美国从“自由国际主义”退守“现实政治”，欧洲在自主与依赖间挣扎，俄罗斯借势巩固地缘利益，乌克兰则沦为大国博弈的棋盘。这场危机预示着一个更分裂、更务实也更不可预测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传统同盟的凝聚力下降，中等国家的斡旋空间扩大，而价值观外交让位于赤裸的利益计算。未来，各方能否在战争的废墟上找到新的平衡点，将取决于能否超越“零和思维”，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构。

_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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